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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马】诗意的居住

来源: 情感文章网 时间:2019-11-11 13:23:06
摘要:四合院子里人声嘈杂,尘土飞扬,闯进家里来抬桌椅搬箱柜的农民们把一口口老痰像箭一样从口腔里射出去,吐在了院子里。木面楼房被拆走了,三间半厅房被分去了。我们一家三代八口人和叔父一家七口人分别只留下了三间厦房。四合院子像人一样被砍去了脑袋,砍去了双脚双腿,只剩下了一个身躯。安详、恬静被击碎了。我第一次感到了居住的艰难,那年,我十一岁。 冯积岐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城堡街道的南头有一座四合院子——那就是我的家。院子的南边是三间厦房,北边也是三间厦房,坐东向西的是三间半楼房,前院则是三间半厅房。那时候,能住起砖木结构的木面楼房的人不多,在一千多人的陵头村,只有四户人家有木面楼房。从我记事起,我和祖母就住在木面楼房南侧的套间里。那时候,也许由于是孩子,对居住并不敏感,也没有什么要求,即使在房檐台上也能睡着的。记忆里的四合院子是安详的、恬静的,那安详、恬静挂在房檐口晶莹透亮的冰柱上,融合在轻飘如烟的春雨里,揉进了房梁上小燕子毛茸茸的眼睛里,刻进了祖母踮动的一双小脚里。   一九六四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后,家里被第二次割了韭菜(分浮财)。四合院子里人声嘈杂,尘土飞扬,闯进家里来抬桌椅搬箱柜的农民们把一口口老痰像箭一样从口腔里射出去,吐在了院子里。木面楼房被拆走了,三间半厅房被分去了。我们一家三代八口人和叔父一家七口人分别只留下了三间厦房。四合院子像人一样被砍去了脑袋,砍去了双脚双腿,只剩下了一个身躯。安详、恬静被击碎了。我第一次感到了居住的艰难,那年,我十一岁。   已是深秋时节,我和堂弟睡在被拆去屋顶的楼房中,睡在只有四面土墙遮挡的土炕上。一天夜里,我和堂弟在凄凉的秋雨中醒来了,不解人意的秋雨不知道下了多长时间,我们爬起来时已泡在了水中,薄薄的被子湿透了,兄弟俩抱着被子走上了厦房的房檐台。我们没有把父母亲喊起来——我们已谙世事,即使父母亲起来也不能当房子住。兄弟俩靠住厦房的檐墙坐下来,把沉重的湿透了的被子盖在身上,睡到了天明。   父亲出于无奈,在做灶房的一间厦房里盘了一张只有三尺宽四尺长的土炕,我和祖母就睡在那张土炕上。晚上,我的脚向下一伸就伸上了灶台。只有六七个平方的灶房里砌一个灶,盘一张炕,再支一个案板,三个人走进去,就把空间站满了。我感到欣慰的是,住进了有屋顶的房间——刮风下雨时总算有了遮挡。   居住的艰难,生存的困难给少年的心灵抹上了忧郁的色彩。   两年后,父亲在生产队拆去木面楼房的地方续接了一间半十分简单的厦房,我和祖母才有了能展开双脚睡觉的一张土炕。   1979年,父母亲大概觉得,日子的磨辊很难推动了,就和我分家过日子。那时候,我已经结了婚,有了一个儿子,分家就意味着分房子。父母亲很慷慨的把仅有的四间半厦房中的两间给了我,一间被我作了灶房,一间作为睡觉的地方。一间厦房,盘一张土炕,放一个木柜,脚地只有很小很小的一块了。那时候,日子过得十分艰苦,我根本不敢奢望改善居住环境——盖几间属于自己的房子。我经常这样想,居住在这窄小阴暗的土厦房里总比居住在没有屋顶的房子里幸福吧。   捱到了一九八二年,我收到了分田到户的第一料麦子。丰收的喜悦还没有在心里久驻,便被居住的困惑掠走了。十多石小麦没有地方存放。十年文化大革命中的饥饿迫使我不愿意多卖一粒粮食,一想起要饭吃的日子,这些小麦使我既兴奋又憎恶——兴奋的是,再也不会饿肚子了;憎恶的是——它们给我增加了居住的难题。没有办法,我只好把麦包扎在灶房里。这样一来,做饭又有了困难。   从那年夏天起,我有了强烈的欲望和念头——定要改变居住环境,盖几间属于自己的房子。   1983年春天,生产队批了我一院桩基。桩基在城堡外面的田地里。我东拼西凑总算盖了四间厦房,我把一个有责任一个有担当的男人立在了新院落里。我的院子是很宽敞的,我给院子里栽了十八棵泡桐树,它们像卫兵似的站立在厦房前。出了院门,就是广袤的田地,满眼绿色,满眼柔和的色彩。天晴的日子里,站在院门前,眺望着秦岭主峰的白雪,披着一身惬意的阳光,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我在问自己:这是不是所谓的诗意的居住?   一年过后,烦恼就来了。毕竟是土厦房,仿佛一个世界里的老鼠跟着我一同住进了厦房,它们每天都在辛勤地打洞,灶房里的案板下,房间里的土炕旁过两天就有一堆老鼠刨出来的土。妻子一边用笼子向外提土一边抱怨。夏天里,房间里的蚊子比太阳光还热闹,嗡嗡的叫声肆无忌惮。睡一觉起来,身上被蚊子叮遍了;冬天里,尽管炕烧得很热,身体像烙饼一样在炕上翻滚,可是,一觉睡醒,脸庞冻得生疼。我心中泛上来的“诗意”还没暖热,便消失殆尽了。   到了1992年,我在陕西省作家协会打工已是第六个年头。我对进入体制已经失望了,决计回到故乡继续做农民。第一个念头就是改善居住。第二年,我毅然决然地扒掉了四间土厦房,在院子里盖了六间大瓦房,而且用瓷砖砌了面目。1994年,我们一家搬进了新居。那年初冬,我在我的新房里一口气写了七个短篇小说。这一次,我真正的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心中总是泛不起来“诗意”。我第一次意识到,并不是人的存在决定人的思想意识,人的思想意识也决定人的存在。   妻子和孩子在这幢新房里还没住满两年,我的人生有了一次转折,我进了体制,在《延河》杂志当了编辑。妻子和儿子“农转非”,人走楼空。一家人把宽敞的房子留在了故乡,把根留在了故乡,像树叶一样飘进了省城,开始了没有自己房子的生活。   在省作协,我们一家住在《延河》杂志社的办公室里。这办公室是三十年代的军阀高桂滋盖的公馆。古朴的房子里散发着浓烈的年代久远的陈腐气息。有一天晚上,一声白刷刷的惨烈的响声把我和妻从梦中敲醒了,拉开电灯开关一看,顶棚上抹上去的石灰掉下了一大片,电视机也被砸坏了。也许,这是给我们一个危险的信号,不是我们的感觉迟钝,而是,失去了这件办公室,我们将无处居住。顶棚重新修了一下,我们继续居住。   也算我幸运,只住了几个月,省作协在家属楼上给我了一套三十多平米二居室的房子。我们搬进了楼房。   我所说的幸运不只是我们有了自己逼仄的空间,有了自己的房子,而是,我们逃过了一劫。住进二居室只有一个礼拜。那天早晨,我起来站在阳台上一看,我们住过的旧办公室不见了。我和妻却觉得蹊跷,走进作协后院一看,房子的屋顶全塌下来了。站在一堆废墟前,我十分后怕——假如,我们迟搬进一个礼拜,这几万斤的屋顶早把我们压成了肉饼。原来,这老房子被白蚁把木梁吃空了,天一落雨,屋顶负担加重,房子自然坍塌了。潜在的生命危机就在居住之中,我能不后怕吗?   随着渐入老境,我对诗意的居住反而越来越渴望了——它不是城市里的高楼大厦和镶金裹银的富丽堂皇,就象我的故乡一样,房子后面是一脉青山,院门前,有一渠清澈的流水,流水四周是郁郁葱葱的庄稼,抬眼望去,天蓝云淡。鸡鸣狗叫是安详的,树木青草是怡静的,人心也随之浴入到了这图画般的静谧之中,溶入到了大自然之中。 武汉羊癫疯检查哪些北京癫痫病权威医院?河北治疗癫痫病的医院路遇癫痫患者怎么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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